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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17 12:03:36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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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后的6月10日，中科院和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日科技高层圆桌会议在苏州召开。中科院院长、日本原文部大臣有马朗人、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吉川弘之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再次向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和日本科学家对四川地震表达的诚挚同情和提供的宝贵援助表示感谢，并倡议双方通过科技创新与合作，进一步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提升自然灾害预警、防灾减灾、救助和恢复重建的能力。吉川弘之先生介绍说，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地质调查所，在和灾后重建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并和中国国家地震局等单位长期保持了合作关系。他表示，日方愿意继续同中国科学家加强在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对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地震引发的次生山地灾害是大范围的，危害巨大，均为历史罕见。”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简称山地所）研究员何思明如是说。何思明是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批去灾区现场考察的人员之一。他指出：在地震往复荷载作用下，导致岩土体结构损伤累积和裂纹的萌生与演化，直接诱发了大量的崩塌、滑坡等次生山地灾害，并以中断交通、砸毁车辆、掩埋乡镇、阻断河流等成灾方式危害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灾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仅加重了灾害本身，而且阻碍了救援队伍和工程机械进入灾区，严重延缓了救援进度。大量的崩塌和滑坡活动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高强度降水情况下，发生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风险明显加大了。

　　林国泰的家就坐落一个地震断层上，地震前他们和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以经营农家乐和种地为生。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所幸他和家人都在地里干活儿，没有伤亡，只是他们去年刚刚盖好的两层楼房完全倾塌。“地震过后，房子下面一半的地基都塌下去五六米，房子的一半就悬空了。过了一个月，这个房子终于塌了下去。”林国泰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平静。现在他和家人守着塌陷的房子在旁边搭起帐篷，不愿意搬进政府搭建的临时居所。“我们的家在这里，地在这里，所有的东西也都在这里，我们还要干活儿，还要生活。”

　　次生山地灾害的肆虐何时能了？何思明根据国外一些地震灾害的研究，结合现场考察情况分析，认为汶川大地震后受灾地区10～15年内都将是次生山地灾害频发的时段。他提出：震后次生山地灾害防治与监测预警将是灾区恢复重建必须长期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大力开展次生山地灾害风险评估、防治关键技术与监测预警的基础性研究，为灾后重建、居民安置、土地利用规划、道路管网、工业布局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976年郝宪生正在长春读书，专业是地震地质研究，毕业的那一年夏天，发生了唐山地震。他清楚地记得，震后第四天，他和学校的一卡车师生进入震区。“当时一共两部照相机，只有我手中那部照相机在拍摄，但是在照了7张相片之后，我就再也照不下去了。”他回忆起32年前唐山市区的一幕：水泥预制板压着人，露在外面的肢体肿胀得比人还粗；高温暴晒的天气下，被简单裹着的尸体，在路边堆了有两三层，腐烂后的尸水流到路中间，空气中是无法散去的腐臭；而宣传车的标语口号和报纸头条是“批邓反右抗震救灾”“我们没有足够的食品准备来继续作实质性的调查，于是按指挥部的命令返回。”郝宪生说：“那个场景是我一生中不灭的印象。”

　　此次地震后的中国媒体的开放性，使日本媒体史无前例地连续10天对中国地震进行头条报道关注。在日本积极推进对中国地震关注度的同时，郝宪生开始动用所有可能的关系，试图进入震区。有着丰富地震防灾经验的学者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震后进入调研，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在日本，震后救人，首先要抢在震后6个小时，其次是3天之内；5天之后，将基本上失去救人时机在震后头5日，他给中国的同行朋友们四处打电话，所有的朋友都告诉他：“上头有令很难办！调查以后再说吧。”

　　王思敬指出，中国在4000年前就有地震记录，而真正有历史记载的是公元前780年发生在陕西岐山大于M7级的地震。通过统计，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M6以上的地震800次，共75万人死于灾难性地震，占全球上世纪震灾死亡人数的60%。1949年以来，全国共计有22个省（区）受到100次破坏性地震的袭击，造成35万人死亡，占全国受灾死亡人数的65%。如此巨大的损失，证明地震及次生地质灾害是中国最大的自然灾害风险。那么，我们应怎样在这么复杂的地震灾害环境下安全生存？王思敬认为，深入地作好地震灾害评价和预测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如水电站等，如何保障破坏性地震作用下大坝的安全？汶川地震中大量高坝表现如何？王思敬认为，这些都是高地震活动性地区水电建设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包括重要经验或教训。他提出，在水电规划中，重视坝址选择、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可保证大坝在强震下的安全。在这方面我们仍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比如在极高地震活动带建设一批200～300米高拱坝是否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国际交流和合作是很有益的。

　　据初步调查，“512”汶川大地震引发了1.8万多处的次生山地灾害点，这种危害将会长期影响灾区的恢复与重建。山地所研究员韦方强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山地灾害预警报将成为震后山地灾害减灾的重要手段，亦是避免震后山地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由于强烈地震严重改变了山地灾害发育的下垫面条件，改变了山地灾害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灾害形成的临界条件，现有预警报系统必须进一步改进。“为此，山地所与四川省气象局已联合申请项目，研究震区震后山地灾害预警报方法，以数值天气预报和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为手段，研发不同时空尺度的震区山地灾害预警报应用，力争在明年汛期来临之前可以投入使用，为震区山地灾害减灾服务。”

　　但是这套系统目前并非完美，有时也出现误报、延报等情况。今年4月28日凌晨2点32分，冲绳县宫古岛发生了4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初次发布了地震预报，但比地震发生迟了5秒。5月8日，茨城发生5级地震，气象厅的预报比震中的摇晃迟了40秒。“但在此次岩手地震中，地震预报系统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增子宏说：“发布的速报由国家气象厅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消息，但是这需要消耗宝贵的1、2秒时间。怎样争取这宝贵的1、2秒钟，以及提高系统的预报准确率，都是我们下一步准备攻克的重要课题。”

　　中国人很难不将中日这两次相隔32天的地震放在一起比较，在早些时候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健身这样的问题：“前几天日本也发生了强烈地震，虽然震级只有7.2级，但是由于震源浅，只有10公里，它的烈度应该和汶川地震相当。我想问的问题是，同样作为灾区，我们甘肃省省委、省政府是否与日本地震的情况作过比较，为什么日本地震的损失这么小，死亡人数是两位数，水电、通信都是有保障的。为什么这么轻？是因为他们的灾害意识强烈，还是因为提前的预报，还是基础设施好？作为地震灾害多发区，甘肃省委、省政府是否有计划派人到日本学习相关的经验？”

　　曾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日本从事砂防研究工作多年的山地所研究员欧国强认为，在震后灾区重建过程中，要认识地震后显在性灾害长期继续问题，以及不稳定斜面的变形、土沙（石）的二次移动等潜在性灾害的显在化、扩大化问题。他强调，对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复杂机理的认识，还要通过必要的物理模拟实验去破解。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山地灾害动力过程模拟实验系统，更好地为防治山地灾害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急需这种防灾减灾的硬实力建设。

　　程晓陶从汶川大地震后就开始参与震区堰塞湖的排险调查。强震引发的次生灾害链造成的堰塞湖大规模形成“区域很大，分布于好几个大水系，城镇多、情况复杂，每个湖的特点都不一样，并且都需要进行短期处置。”震后的道路不通，程晓陶和他的同事们曾扛着背着三维激光扫描仪，前后3次进入震区，对11个堰塞湖进行了地形扫描，作出了精细准确的三维地形图。这些地图在堰塞湖除险方案的决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地震中我们十分注重高新技术的应用，例如三维激光扫描仪就被用于堰塞湖排险。但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弱点在于，那些常规数据，不用尖端技术就能获得的数据反而没有人去进行调查。”程晓陶告诉记者，由于地震期间情况相当严峻，时间也相当紧急，对震区水库险情的应急评估只能是通过专家的目测。专家组一天有时不得不查看4~5个水库，只能是走马观花。而基本上是以肉眼和经验的判断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究竟地震造成的水库大坝裂缝有多长多深？渗漏有多大？流量多少？“这些常规数据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如果我们再不加强观测进行搜集，今后应对紧急情况时，很可能会再次出现数据不全，造成判断失误。”